基本案情：李某和秦某因琐事在微信群对骂，后双方纠集多人约架。在斗殴时，秦某因对方人多势众，便与其他三人驾车逃跑。李某等人驾车追逐、围堵别停秦某车辆，秦某等人撞开车辆，逃至高架桥，求助执勤交警，交警称“事情需要派出所的人处理”。李某等人赶上，对秦某等人实施殴打，后驾车驶离。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将秦某等人带走。秦某在二审中称“同乘人员有人报警，但记不清具体是谁。”

法律意见书（一）（节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一、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中第二条的规定，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视为“自动投案”。

1.闫某和李某某分别在现场报过警，秦某对此明知。根据受案登记表显示，和秦某同在一辆车里的闫某在2019年10月19日01时15分进行了报警。李某某现场进行报警后，坐到了秦某的车里。秦某知道二人已报警，后接报民警按刑事案件出警并将原地等待的秦某等人带走调查；

2.秦某在向交警求助的过程中，交警现场明确告知秦某等人，打架斗殴由派出所的人进行处理；

3.从常识判断，秦某等人在向交警求助后，李某、朱某1、张某等人依然当着交警的面殴打秦某等人，交警或其他人不可能不报警处理，秦某不可能意识不到有人报警；

1.李某等人的殴打行为结束之后，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之前，被追打的客观紧迫情形已经结束，秦某有充足的逃跑时间，有条件逃跑而未逃跑，选择了原地等待公安机关处理。李某纠集的朱某1、张某、郭某等人在殴打完秦某后，驾车离开了现场。足见当时具有逃离的条件，且部分人也实施了逃离行为并成功。

2.逃跑的朱某1、张某、郭某、王某在案发后投案，法院认定自首，对于原地等待处理、客观上节约了侦破案件资源的秦某，更应当认定自首。

综上，从秦某向交警求助，到李某单方实施殴打行为，再到民警赶到现场处理的整个环节考虑，其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获得保护、接受处理的主观意愿明显，特别是在明知他人已经报警，对方追打行为已经结束、部分人施暴者已经离开的情况下，仍原地等待，具有明显的主动投案心态和客观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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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略

法律意见书（二）节选

1.从时间来看，闫某报警时间发生在李某等人实施殴打行为之前。

（1）闫某的报警时间为2019年10月19日01时15分，而据周某、张某的笔录显示，01时30分许其驾车掉头在陇海高架行驶300米时看到李某正在殴打秦某等人，并加入殴打队伍。说明报警发生在殴打行为之前或之中。

（2）据闫某的笔录显示，李某等人停车之后围着秦某等人打，被围着殴打过程中也不存在报警的条件。上述时间点可以证明闫某的报警时间为李某等人实施殴打行为之前。

2.李某等人实施殴打行为之前，秦某、闫某、宋某始终在同辆车内。从宋某驾车载秦某、闫某等人从斗殴第一现场驶离，到被李某等人在高架桥上殴打之前，自始自终没有人下车。秦某和闫某处在同一密闭空间，对其报警是明知的。

3.辩护人在第一次会见秦某时，秦某本人也称当时有人报警，只是记不清是闫某还是胡某报警。

（二）在交警明确告知秦某需要派出所人员处理，后现场又发生殴打的情况，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和逻辑，秦某有理由相信交警等人会报警。

（三）从量刑事实的认定标准角度看，应认定为明知

对于诸如自首等量刑证据的认定，应按照证据优势规则认定，只要其中一种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具有证据上的相对优势，该种事实成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法庭就该确信该种事实的成立，并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本案中，结合案发现场实际情况及秦某的辩解，在其明知他人报警的事实认定上，具有证据上的优势，应认定为自首。

（一）对自己在案件中身份的认识错误，不影响自首的认定

犯罪嫌疑人以被害人身份投案，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不当法律评价和认识，其等待公安机关处理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其主观上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对其行为的处理，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节约了司法机关侦破该案的资源，到案后如实供述，应认定其行为属于自首。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即使被告人辩解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该规定也反证被告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偏差不影响自首的认定。

（二）秦某的心态应为被害人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混合心态

秦某高中毕业即入伍服役，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对于纠集他人打架的违法犯罪性质必然有所认识，只是“谁的事大，谁的事小”的问题，其具有行为违法性质的心理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