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担保期间可以约定吗(抵押担保时效法律规定)

摘要:从民法体系解释角度出发,抵押期间与抵押权存续期间含义趋同,但区别于抵押权有效存续期间,抵押权“期间”与抵押权“期限”是否同义尚需结合具体语境考究。立法修改与改进至今,抵押权行使期限性质仍存较大争议,诉讼时效说、除斥期间说、从属性说等学说应运而生,各大学说各有千秋,学界乃至司法实务界长期未形成统一结论。与抵押权相关的立法用语“不予保护”、“不予(以)支持”不统一也引起较大歧义。抵押不动产(或动产)灭失、毁损或被征收等后已获“担保替代物”,此时抵押权行使期间规则应延伸于“担保替代物”继续适用;如未获取“担保替代物”,双方再次以其他不动产(或动产)予以抵押,为在债权人与抵押人之间达成利益平衡,立法应予以明确“二次”抵押相应的抵押权行使期间,而不是简单依据现有《民法典》和《担保制度解释》规定讨论“抵押权行使期间”。

引言:揆诸现制,从《担保法解释》所述“抵押权存续期间”到《物权法》所述“抵押期间”再到学术界乃至实务界所述“抵押权行使期间”、“抵押权行使期限”“抵押权有效存续期间”等,上述表述不同是否意味着概念相同,如承认概念不同又该如何区分?不同概念之间到底属于何种关系?区分过后,我们回首“抵押权行使期限”的立法沿革发现,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并未规定抵押权行使期限,2000年《担保法解释》出台后明确将抵押权行使期限规定为“罹于主债权时效两年内”。时隔七年,《物权法》的颁布打破原有立法模式,将“罹于主债权时效两年内”缩短至“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民法典》颁布之初也采取《物权法》的立法模式,但随着《担保制度解释》的出台,抵押权行使期限又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义。经历如此漫长的立法修正与改进,现行立法是否旧疾未去反添新疾?抵押权行使期限的性质是否已经界定清楚?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的法律后果是否足够明晰?该如何厘清抵押权行使期限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执行时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概念解析与立法沿革的基础上,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现有立法有关“不予(以)支持”与“不予保护”的规定?抵押物灭失、毁损未获赔偿金(补偿金、保险金)或者抵押物价值减少的情形下,双方再次就另一不动产(或动产)设置抵押,此时该如何衔接原有不动产(或动产)抵押期限与现有不动产(或动产)抵押期限?本文希冀于从现有法律规制模糊地带抽丝剥茧,探讨并试探性给出相应问题的答案抑或是解决方案。

关键词:抵押权 行使期间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 执行时效

正文:

一、相关概念辨析

(一)抵押权期间与抵押权期限

探讨抵押权期间、抵押权期限两者关系,本质上在于讨论“期限”与“期间”之间的区别。何为期间与期限,现代汉语词典有云前者为“某一段时期里”,后者为“限定的时间,也指所限时间的最后界限”,站在法律角度,“期限”指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时间,结合词典含义,应分为期间与期日,前者特指从某一特定时间点到另一特定时间点所经过的时间,即期日到期日这一特定时间段(动态阶段),而后者则特指某一时间的特定点,抑或称之为不可分割之一定时间(静态点)。由是观之,抵押权行使期限的表述可能涵盖两层涵义,一为抵押权行使期间,即规定一定的期间。二为抵押权行使期日,即规定一定的期日。具体含义仍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进行考究,如果仅指一段时间,抵押权行使期间的表述可能较抵押权行使期限的表述更为妥当。

(二)诉讼时效与抵押权期间

从广义角度出发,诉讼时效即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会导致义务人有权提出拒绝履行的抗辩权的法律制度,应将其归属于期间组成部分,两者均可理解为导致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时间。此时,期间可理解为包括诉讼时效、抵押期间、撤销权期间等期间;从狭义角度出发,诉讼时效并不属于期间组成部分,而是游离于期间之外,不同于权利人行使权利抑或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期间。此时,诉讼时效与期间并列,当然,期间此时包括保证期间、抵押期间、撤销权行使期间等。揆诸现制,我国现行立法采用广义的期间概念,将诉讼时效视为一种特定的期间。

(三)抵押权行使期间与抵押期间、抵押权存续期间

《物权法》、《担保法解释》中与抵押权行使期间相关的立法在《民法典》生效之后随之失效废止,但其规定对现有立法与司法实务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述的“抵押期间”与《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七条所述的“抵押权存续期间”虽表述不同,但是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两者均指抵押权自设立时起至抵押权消灭时止这段期间,《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采取《物权法》立法模式,“抵押期间”亦应按照上述含义理解。笔者认为,抵押期间(抑或是抵押权存续期间)包括抵押权“空置”期间、抵押权行使期间以及抵押权“自然”期间,“空置”期间是指自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或者动产抵押合同生效时起至所担保的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时止;抵押权行使期间在本质上应理解为“抵押权有效存续期间”,系指自所担保的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时起至所担保的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时止;抵押权“自然”期间则为所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时止至抵押权消灭时止这段期间。如果抵押人并未援引时效抗辩权,而是通过司法程序、订立实现抵押权协议、债权人自行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等形式放弃时效抗辩权,此时抵押权有效存续期间包括抵押权“自然”期间,即延长至抵押权消灭时止。因无法预料能否发生排除强制执行效力,在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情形下,将其延伸至抵押权消灭时止有失欠妥。综上,抵押期间抑或抵押权存续期间包含抵押权有效存续期间,三者在时间阶段上有所重合,但在起止与终止时间点确定上存在差异。

(四)抵押权行使期间与除斥期间

除斥期间,除者,排除之意,斥者,斥逐之言,意指权利因期间届满而消灭,学理上又称之为预定期间、不变期间、存续期间等。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除斥期间又称之为存续期间,但两者含义并不完全相同,除斥期间可称之为存续期间,如《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二条所述“撤销期间”、第一百九十九条所述“约定权利存续期间”、《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所述“偿债期间”等;但存续期间并不特指除斥期间,如《民法典》第一编第三章所述“法人存续期间”、第五编所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等。质言之,存续期间包括除斥期间、抵押权行使期间等。除斥期间与抵押权行使期间两者之间属于何种关系,需界定抵押权行使期间性质,学界以及实务界对此历来存在较大分歧,笔者将在下文着重论述。

二、从《民法通则》到《担保制度解释》:我国有关抵押权行使期间的立法沿革

(一)起步阶段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通篇并未对抵押权行使期间作出规定,仅用三条条文阐述了禁止抵押物的种类以及担保债务履行的方式——抵押。2005年《担保法》颁布,一改《民法通则》有关抵押的立场,从大陆法系角度出发,重新界定抵押含义,并于本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次提出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存同灭”,也正是因为该条款的出现,为抵押权行使期间性质的界定留下探讨空间。此外,《民法通则》并未设立债法总则章节,实务中多将《合同法》权利义务终止的“一般规定”作为债的消灭的一般原因,但“一般规定”中并未将“主债权因诉讼时效届满丧失胜诉权”作为债权消灭情形之一。根据“同存同灭”的规定,此时抵押权尚处于存在状态,抵押人援引债权人时效抗辩后该如何处理,《民法通则》并未给出明确答复。

2000年《担保法解释》出台,第十二条第一次明确抵押权行使期间,即“罹于主债权时效两年内”,笔者认为,应将上述期间分为两段进行计算,第一段期间为主债权诉讼时效,虽然立法并未予以明确规定此时间段抵押权适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但部分学者结合民法基本原理将此时间段界定为除斥期间,四年(包含第二段期间)期满抵押权随即消灭;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诉讼时效,应理解为“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第二段期间)”,但一致认为第二段期间为“除斥期间”。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二段期间并不属于执行时效,《担保法解释》尚未出台前,梳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沿革会发现,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六十九条与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所规定的执行时效为“六个月”与“一年”,与两年除斥期间并无关联。有学者认为该条立法借鉴我国***地区民法规定。此外,该条仅规定“予以支持”,对“不予支持”应理解为“不受法律保护”还是“抵押权归于消灭”未作出任何解释。

(二)发展阶段

2007年《物权法》颁布前,规范抵押权存续期间存在四种版本争议,立法最终选择删除上文所述两年除斥期间,将抵押权行使期间由“罹于主债权时效两年内”缩短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内”,使争议留置于讨论第一段期间的性质;同时,将“予以支持”表述为“不予保护”,此种立法用语的变更并未真正解决抵押权是否归于消灭的问题,反而留下抵押人能否申请抵押权人协助注销抵押登记的难题。基于此通过考察实务案例主要得出以下三种裁判结果:一为抵押权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并未消灭,抵押权人无协助抵押人注销抵押登记的义务;二为抵押权罹于主债权时效并未消灭,为维系抵押物正常使用和流转并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抵押人有权申请注销抵押物登记;三为抵押权罹于主债权时效已经消灭,抵押人有权申请注销抵押物登记。此外,2014年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一)》,问题二十八的答复明确说明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的抵押权并未消灭,巧妙回避现有立法空白同时,另辟蹊径的提出注销抵押登记的途径,抵押人可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规定的“法律上不能履行”,起诉请求解除抵押合同。待法院判决解除抵押合同后,抵押人可持该判决申请注销抵押登记。

通过以上梳理得知,此时期司法实务中出现不同层级法院“同案不同判”现象,抵押设定目的难以实现同时又使双方当事人受困于抵押关系无法摆脱,最终出现“双输”局面。

(三)完善阶段

针对民商事审判中的前沿疑难争议问题,为统一裁判思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民商事审判的公开性、透明性以及可预期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颁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其中第五十九条对“抵押权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后的法律后果”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注销登记请求权以“抵押权消灭说”为前提。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会议纪要》并不属于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只可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援引说理。最高院在无法依据现有文义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前提下通过裁判指导方式修正《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之规定,无疑是对“同案不同判”现象的规制,以期各级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正确理解适用会议纪要内容。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学界及实务界诟病其仍在沿用《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的立法模式时,《担保制度解释》第四十四条的颁布对《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作出新的解释,导致抵押权行使期间、适用范围以及效力被赋予新的涵义。但也存在“不予保护”与“不予支持”立法用语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分歧;如何衔接《会议纪要》所采取的“抵押权消灭说”与《民法典》所采取的“抗辩权发生说”等问题。

三、抵押权行使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执行时效基本关系

(一)抵押权行使期间性质之认定

结合裁判进路与理论争议,抵押权行使期间性质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为诉讼时效说。该学说认为抵押权与主债权“同存同灭”,适用于诉讼时效有关中止、中断、延长之规定,不应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单独消灭,而是变为一种“裸权利”适用“胜诉权丧失说”观点。二为除斥期间说。该学所认为抵押权作为定限物权区别于主要适用于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挂钩不意味同等适用,期间届满权利理应消灭;三为从属性说(又称折中说)。该学说认为,机械地将抵押权行使期间归属于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属于逻辑错误的体现,结合我国现有民法(如《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期间,这种“特殊期间”是否是一种独立期间(也可称之为司法保护期)。主要包括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抵押权行使期间属于依据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为计算标准的独立期间,但是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并行计算,即两种期间分别计算,期间之间是否互相影响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互不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相互影响,司法实务中多认可后者。第二种观点认为抵押权行使期间不属于独立期间,一切均是“从随主”的映像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此外,结合上文所述,存续期间包括抵押权行使期间与除斥期间,两期间属于并列而非包含关系,即抵押权行使期间不属于除斥期间,而是与诉讼时效、除斥期间并列的另一种期间分类。

(二)“二元模式”对抵押权行使期间的影响

结合我国《民法典》第一章第九编所述“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多次修改直至现在第二十章第二百四十六条所述的“执行时效”(学界称之为二元模式或者二元格局),执行时效已逐渐由程序法期间转变为实体权保护期间,如执行时效中止、中断规则适用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规定;执行程序中法院不得主动援引适用执行时效届满规定。我们在此基础上解读《担保制度解释》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1.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条释义为抵押权人应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届满行使,主债权将丧失法院强制执行力的保护。根据“从随主”映像原理,抵押权也沦为“裸权利”抑或“自然权利”进而得不到法院支持。当然,抵押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因夭折在“第一重”保护期内,并未过渡至“第二重”保护期,牵扯不到适用执行时效问题。

2.抵押人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条释义为在法院不得主动援引诉讼时效届满规定前提下,该条释义赋予抵押人主张“时效抗辩”的合法权利,但由此产生抵押人在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后抵押登记是否可一同抑或事后主张注销这一问题。据认为,主债权时效届满虽然不属于《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担保物权消灭情形之一,但是《会议纪要》明确规定抵押人可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法院涂销登记,为防止立法适用混乱,《担保制度解释》未予以再次规定。笔者认为,基于“抵押权消灭说”的注销请求权并不影响基于“抗辩权发生说”注销请求权的适用。

3.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债权人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后。

该条释义为即使在“第一重”保护期内未将抵押人列为被告,只要给付之诉、确认之诉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构成执行依据,即可过渡到“第二重”保护期,简言之,执行依据(支付令、公正债权文书、判决书、调解书、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仲裁裁决等)所确定的给付内容明确并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其他条件则可衔接至执行程序适用执行时效有关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抵押权人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报案或者控告不仅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且由此产生的罚金或没收财产也可将民事给付作为执行标的,但是此类给付并不可能事先成为抵押财产;抑或是抵押权人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提起的行政诉讼可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但是该行政判决并不能以民事给付作为执行标的的情形并未产生执行依据而无过渡执行时效的问题。

4.未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内对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其向抵押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条释义为基于债的消灭的一般原因和抵押权“从随主”映像原理,抵押权因主债权债务关系在执行时效期间内出现《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七条第一款消灭情形而消灭。如果抵押权人在“第二重”保护期内未采取任何受偿措施致债权全部或部分消灭,则权利会因超过执行时效而沦为“裸权利”。此外,条文所述的“申请强制执行”并不是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唯一手段,应做广义理解,与其效力相同的还包括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等情形。当然,上述手段也是引起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待中断事由消除恢复执行时效且执行时效未届满情况下,抵押权仍处于“第二重”保护期内。

(三)抵押权行使期间适用情形

司法实务案例与理论争议犹如“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知识宝库”,本节希冀于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列举现有抵押权行使期间的适用情形。

1.“第一重”保护期

情形一: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债权但未主张行使抵押权,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中缺少对抵押权的确认并不导致抵押权人丧失抵押权。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沉默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定、约定以及符合交易习惯的情况下才发生法律效力。受“不告不理原则”约束,当事双方未就有关抵押事宜产生纠纷前提下,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中不应载明主债权诉讼请求以外事项,亦不应载明抵押权人放弃对抵押财产的抵押权。若抵押权人未以明示方式放弃抵押权,也未与债务人一同向不动产登记机关申请涂销抵押权登记,在无法定、明确约定等情况下,不宜直接推定抵押权人放弃行使抵押权的权利,故抵押权人仍然对抵押财产享有抵押权。

情形二(包括情形四):诉讼时效与执行时效设置的初衷在于督促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通过启动司法程序主张自身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如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主张债权与行使抵押权,此种熟睡于限时“温床”之上的权利将无法律保护之必要。

情形三(包括下文“第二重”保护期情形八):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未主张主债权而申请实现抵押权,此时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第七节所规定的非讼程序即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相关规则。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人不能仅仅理解为担保物权人,还应包括除抵押权人以外的抵押人或者所有权人等;第二,“申请实现抵押权”与“提起诉讼”、“申请仲裁”等情形具有同等效力,均构成时效中断事由;第三,当事人对实现抵押权无(有部分)实质性争议且(无争议部分)条件成就的,抵押权人可依据法院裁定强制执行,如主债权足额受偿抵押权归于消灭则无时效适用问题,如主债权部分受偿抵押权虽归于消灭,但剩余债权由“担保(或优先)债权”转为“普通债权”,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第四,法院因当事双方对主合同抑或抵押合同的效力、抵押权是否有效设立、被担保债权是已届清偿期等实体法律关系存在争议而驳回债权人申请进而引起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涉及“两次时效中断”。

2.“第二重”保护期

“第二重”保护期适用前提为债权人已在“第一重”保护期内向人民提起诉讼并获得胜诉判决(或双方达成调解),此阶段转变为探讨如何处理执行时效与抵押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司法实务中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情形五:“第一重”保护期内未申请行使抵押权,判决生效(或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后,在执行时效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但未主张行使抵押权。基于担保物权从属性原理,抵押权随主债权足额受偿而消灭;主债权未足额受偿,抵押权仍及于剩余未受偿债权。同时,“申请强制执行”作为法定中断事由,剩余债权执行时效会受此影响,未届满前,抵押权以及剩余债权均受法律保护。

延伸解读一:后在法院调解下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根据《立案、结案意见通知》第十六条第六款,申请执行人(或法院)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作出后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的,可依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其中申请执行人启动执行程序不受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究其原因是由于主债权判决已生效,且抵押权人已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此时主债权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问题。抵押权作为从权利,其行使期间亦不存在中断、中止、延长的问题。抵押权人可在申请恢复执行程序时向执行法院一并主张行使抵押权。

延伸解读二:后在法院调解下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向法院请求中止或者撤回执行申请的,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执行情况考虑是否作出中止或终结执行裁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见延伸解读一)不同于终结执行与中止执行,中止执行作为执行时效中止事由,可在中止事由消除之后恢复执行时效计算;而撤回执行申请导致案件终结执行,原则上无法再次启动执行程序,当然,某些情形下可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笔者认为,此种提交申请又撤回申请情形构成执行时效中断事由,理应重新计算执行时效。

延伸解读三:后在法院调解下与债务人达成和解,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而后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抵押权人在法定期间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尽管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债务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进而启动破产清算程序,但抵押权人已在法律规定的申报债权期间(法律保护期间)内持生效判决向破产管理人申报自身所享有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故主债权仍在法律保护期间内,相应地,其抵押权也应当受法律的保护。

情形六(包括情形九):“第一重”保护期未申请确认行使抵押权,判决生效(或当事双方达成调解)后,在执行时效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并主张行使抵押权,抑或在执行时效期间内既未申请强制执行也未主张行使抵押权。前者所引起的后果在情形一已做阐述,在此不在赘述。后者所引起的后果类似于上文所述“第一重”保护期情形二即无法律保护之必要。

四、对“不予(以)支持”与“不予保护”的解释

梳理现有法律法规,从《担保法解释》所述“予以支持”到《物权法》所述“不予保护”到《会议纪要》所述“予以支持”到《民法典》所述“不予保护”再到《担保法制度解释》所述“不予支持”。笔者认为,“不予(以)支持”与“不予保护”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所述特指针对抵押权人的诉讼请求作出不予(以)支持的结论;而后者在包含“不予(以)支持”含义同时还可能包括抵押权消灭(抵押权消灭说)、胜诉权消灭(胜诉权消灭说)、抗辩权发生(抗辩权发生说)等之义。对此,有必要厘清针对“不予保护”所产生的现有主要学说之间的异同。

1.抵押权消灭说。

认同该学说的学者认为,不同于薛定谔之猫原理,大概率发生的事实可通过绝对假定假定为必然发生事件即抵押权期间届满,抵押人必然援引时效抗辩主张抵押权消灭进而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为由如此,才利于物尽其用、发挥流通效能与利益平衡的价值目的,减少规范的负面效应。《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7期(总第249期)公布的“王军诉李睿抵押合同纠纷案”裁判摘要中明确指明,罹于时效的后果为抵押权消灭而非胜诉权丧失。笔者认为,结合“从随主”映像原理,该学说并未合理解释为何罹于时效的实体债权未消灭而抵押权却消灭,瑕疵较为明显。

2.胜诉权消灭说(也称执行力丧失说)。

源于苏联的胜诉权消灭说是旧通说在抵押权行使期间问题上的反映,其出现的本质在于允许和要求法官依职权援引和审查时效届满、中止、中断等问题,自其引用至今被多数学者诟病为“自身概念与逻辑矛盾”、“胜利”在“客观效果”上陷入逻辑学上的“稻草人谬误”等。随着《诉讼时效规定》第三条将私人自治理念引入诉讼时效制度以来,该学说已丧失其自身存在的基础,逐渐被“抗辩权发生说”等学说所消解和取代。

3.抗辩权发生说。

受德国立法与我国***地区著述影响,域内现有学者和实务界多认同“抗辩权发生说”的观点。就笔者所见范围,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共计十二处使用“抗辩”字眼;《民法典》第二十条、第四百一十九条,根据文义解释也间接体现抵押人可援引主债务时效抗辩的权利;《担保制度解释》的出台亦采取“抗辩权发生说”观点。综上,笔者认为现有立法与司法解释认同该学说可能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在现行法语境下,法律并未完全扼杀抵押人实现权利的可能性,“不予保护”不宜等同于《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三条所述抵押权“消灭”情形,即不应将“不予保护”解释为罹于时效的当然结果,而是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效力体现。

第二,该学说借助于请求权与抗辩权的对立关系简单而又清晰地解释了罹于时效后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状况。与其他学说不同 ,该理论没有剑走偏锋走向极端并且未在现有法律框架体系外重新创设新的法律概念 ,保证概念同一性的同时体现法律体系的完整性。而且特指“实体抗辩权”的“抗辩权发生说”能够有效衔接程序法相关规定(如《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七十一条),即法院不得在当事人未主张时效抗辩权前提下主动援引、审查时效规定。

第三,在抵押权消灭说存在明显瑕疵、胜诉权消灭说丧失自身存在基础、从权利效力说被理解为“不彻底的抗辩权发生说”以及抗辩权发生说天然的“私人自治”公示效果,导致该学说能够在批判、淘汰其他学说基础上迎合大环境轨迹,最终成为学界乃至司法实务界的“人气”学说。

五、抵押权行使期间的延伸解读

(一)延伸解读一——《民法典》第三百九十条

抵押权存续期间,在担保财产不受当事双方意思表示约束前提下,现有物上权利自然延伸至“担保替代物”之上,其中就包括抵押权行使期间规则的运用。何为“担保替代物”?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三金”,即补偿金、保险金、赔偿金;第二层含义为法条中“三金”后所述的“等”,关于“等”,学界分为两种阵营,第一阵营认为“担保替代物”不仅囊括“抵押物转让价金”即担保物被出卖等相对消灭情形,同时还包括“来源于抵押财产一切所得”即绝对消灭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孳息、添附物、重要成分等。第二阵营认为“担保替代物”仅包括发生于绝对消灭情形下形成的替代物,其认为“相对消灭”情形下抵押权追及效力不仅可向受让人主张返还抵押财产并实现抵押权,还可要求追及抵押物转让所得,有叠床架屋、过渡保护抵押权人之嫌疑等弊端。笔者认为,现有主流学说认为“等”仅限于绝对消灭的情形主要在于不动产物理形态变化偏少,担保物权制度设定之初就以“不动产(价值远远大于动产)”居于核心,肆意扩大物上代为规则在担保替代物上的适用范围将忽视现有法律规范与体系。此外,基于“从随主”映像原理,抵押不动产(或动产)在抵押权存续期间毁损、灭失或被征收等,期间规则应自动适用于“三金”直至被担保债权消灭。但由此产生两大问题:一为“三金”存入抵押权人指定的专用账户后发生金钱混合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三金”与账户已有金钱混合虽丧失其特定性,但债权人取得对开设账户银行的存款债权。既然原担保物权无法延伸至货币,但可延伸至存款债权,只要账户余额超过“三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则可以假定“担保替代物”始终存在于混合账户中用于提现偿还债权;二为该如何理解法条所述“担保期间”?即使“抵押财产”因毁损、灭失等转变为“三金”,但仍同于本文第二部分第三节所述“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执行时效期间”情形。

(二)延伸解读二——《民法典》第四百零八条

为防止抵押人的抵押行为致使抵押物价值减损,该条款赋予抵押权人两种救济途径:一为请求抵押权人停止导致抵押物减损的行为并恢复抵押财产价值;二为要求抵押人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当然,司法实务中抵押人可能拒不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也不提供担保,此时债权人可提前请求债务人清偿债务。透过该条款还会发现,“要求抵押人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包括四种情形:第一(二)种情形为原抵押物为不动产(动产),后抵押物也为不动产(动产);第三种情形为原抵押物为不动产,后抵押物为动产:第四种情形则为原抵押物为动产,后抵押物为不动产。无论原抵押物为不动产(或动产)还是后抵押物为动产(或不动产),都应遵循“从随主”映像原理(有例外,见后),抵押权行使期间适用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延长之规定,但是也会产生相应问题,为方便理解,下文通过举例方式予以说明。

例:甲于2021年10月1日向乙借款100万元,借期一年,双方约定2022年10月2日偿还本金,甲将自己名下不动产A(或动产A,下文不在赘述)抵押给乙。情形一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甲未偿还债务,并于2022年12月2日实施损坏不动产A的行为导致不动产价值由原有100万降至80万元,乙于同年12月12日发现并要求甲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甲于次日将名下不动产B抵押给乙;情形二为(同上)乙于2025年10月2日前未向法院主张自身债权但发现原有不动产A损毁,随即要求甲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应的担保,甲于2025年10月3日将其名下价值20万元的不动产B抵押给乙。

综上,情形一中自乙在债权诉讼时效内(执行时效同理)向甲主张再次提供抵押的权利时,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此时原抵押物所担保的80万元债权与后抵押物所担保的20万元债权(前后债权应视为一个整体)自不动产抵押登记时(或动产抵押合同生效时)起再次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对此没有异议。如若债权人并未在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主张行使债权或抵押权,但甲在抵押权“自然”期间内甲为乙设置“二次”抵押,是否有必要明确抵押权行使期间?情形二中80万元债权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沦为“自然债务”,原抵押物行使也因此丧失法律强制保护力;至于20万元债权沦为“自然债务”无可争议,但甲再次提供相应担保,意味着甲自愿履行20万元的债务,由此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尚有抵押权行使期间问题?对于上述两种情形,现有法律并未给予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为在抵押物流通效用与司法效率之间以及债权人与抵押人之间达成利益平衡,立法应予以明确“二次”抵押相应的抵押权行使期间,而不是一***切似的禁锢在“从随主”原理中,而是突破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作出特殊规定即明确“二次”抵押的抵押权行使期间。

六、结语

抵押担保期间可以约定吗(抵押担保时效法律规定)

“点对点”的期间表达将抵押权期间与其相关的法律术语划出一条较为明晰的界线,使得除斥期间、诉讼时效等不能与抵押权期间“等同”对待。梳理抵押权期间的立法沿革尚会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立法指引、影响着我国有关抵押的含义、特征乃至期间性质的界定,时至今日,抵押权行使期间规则还在裁判进路与理论争议中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定位。独具特色的“二元模式”使得期间的适用情形变得更加复杂,立法用语的差异也使得除斥期间说、从属性说、胜诉权消灭说等学说应运而生。期间规则的运用应延续至抵押不动产(或动产)灭失、毁损(或被征收等)后所获的“担保替代物”。当然,立法还应予以明确以抵押物价值减损为依托形成的“二次”抵押期间行使规则,而不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体系内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规定计算“抵押权行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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